制造業從目前到2030年的發展路徑是完全不確定的。
一系列前沿技術將從根本上顛覆制造業體系，包括人工智能(AI)、物聯網、高級機器人、自動化、可穿戴設備、3D打印。這些技術與其他新技術如何演變與發展，它們的應用速度，將決定未來的制造業形態。
同時，我們正處于一個多邊世界，傳統強國勢力仍在，新興大國不容小視，局部地區沖突升溫。此外，一些新增不穩定因素，例如全球頻發的恐怖主義事件，也在悄然改變著世界格局。
最近，世界經濟論壇(WEF)與科爾尼管理咨詢公司發布了一份關于未來制造業的研究。這份歷時數年的研究認為，2030年的制造業有四種可能情景——顛覆式、中斷式、破壞式、下放式。
這四種情景是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我們應當如何做出正確的決策？
大規模生產時代結束。憑借無處不在的數碼技術，大部分生產訂單可以完全被定制化并且做到實時交付。至此，市場上的任何產品都可以由數碼技術“自拍”成電子產品，無論是在房屋、汽車、交通、娛樂、教育抑或是個人健康領域。在這樣一個制造環境中，價值驅動就轉向研發、銷售、市場及數據。
本世紀第一個十年開始的一波強勁的風險投資潮催生了技術的進步，當時許多投資者認為最初一批AI相關的投資必將掉入潮起潮落的泥淖，但他們錯了。創新在AI以及相關領域呈爆發式增長，持續快速發展的超級運算技術和日益龐雜的數據分析技術并行，有效解決了這一問題。
現有AI技術在突破了早期的圖像和聲音識別之后，通過自我學習應用到更廣泛的領域。接下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21世紀20年代初，AI已經完全改變了制造業格局，重新定義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概只用了10年的功夫，2020至2030年間，AI成為了工業制造的核心。具有深度學習功能的機器實現了一個又一個技術突破，成功做到了“理解”和處理海量數據。開始只能完成單一指令的狹義AI后來的發展速度卻出乎所有人的想象，機器進入普遍AI 領域，整合了復雜的多項任務，性能空前提高。這一進程比AI比科學家的預測早了很多年。
“數字大腦”—— 超級智能迅速延伸到其他工業和地區，常常得到政府研發部門的大力支持與補貼。2020年以來，新時代的大國角力早已突破了經濟競爭的范疇，很快延伸到了超級運算和AI領域。
物聯網設備持續增多，無所不在、高度互聯的傳感器被普遍應用到從工廠地面到設備，從居家到人體內的各個角落。接入物聯網的設備數量已經高達3000億臺。加之越來越發達的大數據分析技術，人類的決策過程、消費體驗和資源管理能力得到大幅加強，使基于強大的預見與描述分析能力，甚至更為復雜的算法基礎上的計劃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同時，高級機器人和3D 打印技術飛速發展，機器人普遍應用到所有行業，發展勢頭迅猛。3D打印實現了從單一材質到大規模應用的技術突破，改變了行業格局。
所有這些顛覆性的創新技術同時發力，徹底撼動了傳統工業活動與制造工藝。關鍵技術的“超級聚合”影響重新定義了制造產業價值鏈。
盡管2010年后一些主要經濟體出現的國家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使之有所齟齬不前，被稱之為政治風暴的副作用，但這一波技術的復興重新提振了全球化。新一輪技術能力的提升主要轉化為提高生產力和生產效率、資源管控以及消費升級的新機遇。總之，長期來看顛覆性技術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分散在不同經濟體及二級市場。
許多發展中國家已經利用新技術來實現國民經濟的彎道超車。正當一些國家對新技術帶來的變化無動于衷時，另外一些經濟體卻充分利用這些技術應用的機遇，快速持續地發展本國經濟。但是，新技術的應用程度在發展中國家仍然不盡相同，一些設施基礎或人才儲備不夠完善的地區沒有能夠搭上這一制造業變革的順風車。
今天的工廠坐擁人機互動催生的虛擬生態圈，具備實時溝通和整合現場能力，已經替代了過去那種非自動化、資源浪費的低效模式，是一個全新的生產模式，簡單而高效。生產制造的治理基礎也不能同日而語了。可穿戴設備將工人按照技術技能進行了重新劃分。細分后的虛擬現實培訓能夠快速提高工作效率。傳感技術實時提供位置、生產率、安全和其他一系列關鍵性能信息。新技術賦予勞動力群體絕無前有的能力。
產業工人對機器剩給人類的工作數量和質量不無擔憂。許多分析人士認為這取決于你與尖端科技有多接近。歷史證明只有那些能定義新技術趨同性的營收才能迅速產生大量回報。勞動力市場將走向兩極，一方面是從技術趨同性中受益的正規產業，另一方面是尋求在極度活力的環境中生存下來的非正規行業。
黑客猖獗引發網絡冷戰，同時主要技術持有商利用AI和虛擬現實等手段設計新產品并與消費者產生更多的互動。至此，技術進步的有限利益全部為投資者和管理者擁有，而這種經濟模型并不能為下崗工人提供新的就業機會。
然而一切都顯得太完美。
2020年一場毀滅性的網絡攻擊案造成大規模基礎設施和生產中斷，我們才意識到我們生活在一個如此脆 弱的現實社會中。變化多端的網絡攻擊將我們置身于安全威脅、隱私泄露、穩定性顧慮、生產突然停滯的慌亂與無助之中。
世界又進入了一場空間戰。但這次不是在兩國而是在多個冉冉升起的強國之間展開，這是一場軍事、政治、經濟和商業世界的角逐，伴隨著尚未完全展開的數據革命。每個國家都需要為AI大戰做好準備，而不是坐以待斃。
2010年出現的針對大型企業的DoS以及其他類型的網絡攻擊，而今已經尋常得不足以登上商業新聞的頭條了。黑客們通過物聯網設備發起DoS攻擊。入網設備（包括安全監控，數字視頻記錄，家庭互聯網路由器甚至嬰兒監視器）無異于對黑客的公開邀請，因為它們具有“硬編碼”（用戶不可操作的）密碼和系統后門。
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初期出現了一批AI黑客，專門執行特殊任務的智能軟件，可以分析識別數百萬個漏洞程序，最終造成關鍵基礎設施的毀滅性癱瘓， 進而令制造業潛在收益遭受大幅下滑的打擊。這些新型武器都瞄準了通信網絡，交通運輸，基礎設施，能源和電力，金融系統，政府運營和私營部門的網絡等基礎設施。而AI則在這場顛覆、爭斗與背叛之戰中扮演了輸送渠道的角色。互聯網為新時代的貓鼠游戲提供了平臺。
這些新技術的另一大副作用就是影響制造業發展的啟停效應。每一次解除攻擊使用的新技術和新手段，都是為了避免生產的再次中斷，但是卻加重了生產過程的負擔。因此，持續不斷的網絡沖突為經濟的恢復造成巨大的反作用。經濟學家相信過去的7年中這一作用造成了經濟總量的1.5%的損失。
這種不太理想的情況導致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更大程度的經濟分層。各國政府出臺更多的商品與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保護和技術進步方面的保護政策。盡管這種破壞性行為多針對技術和財富集中的發達國家，但是戰火很快就蔓延到了地域措施更不完備的發展中國家。
隨之而來的網絡冷戰意味著國際社會處理氣候變化、消除貧困、恢復經濟和打擊國際犯罪等重大全球性問題的能力已經大大降低。 經過三年多的時間，網絡戰已經發展到過去十年最為強大的階段，這個時期現在被稱為經濟增長與繁榮的“失去的十年”。
多數情況下，隨著攻擊級別的升級，政府往往采取高度的防御性政策以阻斷與網絡攻擊的接觸。國家級的軟件程序主要來自兩方面措施。一是激勵或出臺國家軟件政策，及時阻止惡意程序侵蝕經濟的行為，也為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標準的借鑒。其次是將國家級研發設施與國家經濟開發區相結合，得到實地驗證。這一結合不僅可以幫助發展新技術，也為保護制造業不受AI黑客攻擊提供了更高的保障。
然而，企業運作的模式已經與過去十年大不相同了。商業模式不僅擺脫了勞動密集型的掣肘，而且資本密集度也大大降低了。高度分散（并受到保護的）的“半共享“經濟模式在租車和酒店業發展出雛形，已經擴展到更多的行業，可以做到零部件、產能甚至電力供給都實現共享。飛機之間共享引擎，庫存電力與鄰近的建筑物分享……
“輕資產”的商業模式呼之欲出，價值只捆綁在知識產權上。少數廠商專業運營生產設備，以提高效率和推進技術進步，而主要技術持有商利用AI和虛擬現實等手段設計新產品并與消費者產生更多的互動。至此，技術進步的有限利益全部為投資者和管理者擁有，而這種經濟模型并不能為下崗工人提供新的就業機會。
各國政府紛紛出臺應對舉措：對機器征稅、提高企業稅、引入累進稅收系統，實施“基本生活保障收入”以求完全打破職位與薪酬的直接關聯……大量失業工人不斷調整以適應新的現實和生活方式。失業和就業不足數量都大大增加，正規經濟向非正規經濟的轉型清晰可見。
有些領導人已經推動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回歸，但公眾的支持寥寥無幾，收效甚微。高度自動化的制造業基礎仍然是工業產業的中流砥柱，早在網絡沖突發生之前就出現，也是受AI黑客威脅最嚴重的部分。
與此同時，中小企業蓬勃發展，彌補了規模型制造商無法轉化其技術稟賦所留下的空白。在一些前景看好的細分技術領域，出現了全國性的“超級專家”型企業，具有超強的垂直整合能力， 能夠充分釋放技術創新的潛力。
消費模式是一個時代的標志，反映了公眾對那些影響他們家庭生活的黑科技的日益擔憂。技術熱潮在本世紀初被一股簡約主義的消費觀所取代，無論是產品數量選擇還是對耐用消費品的偏愛無不體現了這一簡約的生活方式的轉變。
猖獗的民粹主義和無節制的國家保護主義進一步深化了全球范圍內的制造業不均衡現象。 經濟與工業系統的孤島現象越來越普遍，全球陷入新一輪經濟大蕭條。
十五年來，世界經濟大國不斷出現反對的聲音，對經濟秩序的反抗和對那些操縱經濟命脈的專家的不信任之風盛行。曾在本世紀初被認為是全球經濟增長與繁榮動力的全球化體制，如今卻在那些曾經全球化冠軍的國家受到了最大的抵制。
連年的低增長使得生產力已經受到破壞，勞動力轉移，公眾情緒升溫，這些都反映出政府治理再就業的乏力無門，導致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最重要的是，增長滯緩給了極端分子崛起的有利時機，這些極端主義者利用貿易全球化和技術創新的持續影響激起公眾的擔憂。
制造業將各國迅速分化成不同階層，有些國家及時抓住了新技術的機遇，而另一些國家卻因缺乏規模制造能力，或者不具備先發優勢而喪失機會。
受到傷害的公眾越來越不滿意政府的領導，政治敵對和兩極分化日益加重，治理結構越發不堪一擊，政治領袖縮手縮腳，只一意尋求簡單直接的解決方案或者因循守舊的方式，試圖在快速變革的環境下通過控制個人之間的壁壘而加強控制權。 特別是在選民傾向變幻不定的民主制度下，政局飄忽不定對政府和政策的連續性有很大的影響，更不必說對國際體系的打擊了。我們已經進入到了“權力的終結”時代。
許多國家對那些日益升溫的以鄰為壑的保護主義政策做出了回應。由于新的更加繁重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國際貿易體系和區域貿易結構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其他國家則由于政府意見的極端分化，無法作出決定。
于是，國家經濟主義正在迅速回歸。他們主張由政府扶持一些大型領軍企業，為其制定產業政策，政府在這些大公司持股，具有控制力，掌握其基礎研發，并通過政府政策傾斜優先配置資源。于是，它們引入跨境商品與服務的貿易，投資組合和直接資本，而給予工人的合同水平卻低于二十年前經濟危機之前的水平。
隨之而來的是，經濟強國不得不背負著巨額和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 二十年前，央行為應對大蕭條，啟用了歷史上最積極的貨幣擴張政策。 他們不僅沒有成功地快速重啟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反而喪失了許多之前可以調配的傳統貨幣手段。 2016年全球公共和私人債務總額超過150萬億美元，是當時全球經濟規模的兩倍多，目前已經泡沫到幾乎相當于全球經濟總量的三倍。
此外，持續的低迷甚至負增長的經濟收入降低了政府稅收，進而造成前所未有的稅收政策壓力。政府能夠支配的用以補貼國家經濟的資源越來越少，社會面臨更大范圍的失業壓力。
對于制造業的影響則是高度破壞性且不均衡的。全球制造業分化成多層，有些經濟體尋求利用新技術，而另一些國家則不具備規模制造或先發優勢。不難看到只有那些有能力將科學發現轉化為技術創新的經濟強國才能在全球有限的生產環境中始終保持主導地位。 支撐工業強國地位的另一關鍵因素是資源調配能力，特別是資本運作能力，能夠加速現代化制造的進程。 能源價格下跌加之需求回落使人們回到能源密集型發展模式。與貿易緊張局勢之前存在的水平相比，生產率仍然低迷不振。
相比之下，勞動力成本低和邊際生產率水平低下的經濟體受到的打擊最大。 全球貿易體系的衰落加上大量轉移勞動力的新技術的出現，意味著制造商不再需要尋求跨境勞動力的差異化競爭優勢。
飽受保護主義政策之苦的跨國企業，盡管全球布局廣泛，也開始擱置了他們早在本世紀初建立的龐大的國際供應鏈戰略。而隨著全球供應鏈的瓦解或削弱，通過數字化實現的采購和流程成本的先前收益也不再適用。
在這一背景下，制造業核心繼續向自動化方向慢慢轉移，機器數量和復雜性幾乎沒有增長，但是工業設備的入網率和互連性增加。自動化普及后的勞動力轉移影響比在正常的全球化背景下更為深遠。公司和政府在解決失業率高企的時候都會極力捍衛自己的利益。
企業總是將投資重點、本土化運營轉移到那些投資回報率高的國家和地區。這包括愿意為實現現代化和擴大物質基礎設施而配備財政資源的國家，那些愿意頒布和執行公開公正的且有競爭力的企業稅法的國家，以及那些高素質勞動力和基礎研發人員充沛的國家。
在全球范圍內，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生產分層深刻擴大。 隨之而來的收入水平差距導致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之間，甚至本國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區之間產生新的緊張局勢。
這一切都源于經濟發展的“孤島化” ——即經濟和工業系統全球化的對立面。這樣做的經濟成本巨大，但是前景卻會更加慘淡。
本土化運動和關鍵生產要素的逆全球化趨勢從根本上改變了制造業的未來。首先，規模較小的公司蓬勃發展，創業活動激增，全球化大企業的準入壁壘明顯增加。移動城市制造單元的到來。這些小型自主制造單元被運送到各個國家，借助當地勞動力進一步開發定制的內容。
全球生存環境急劇惡化，然而人類所做的努力卻少之又少。全球氣候變暖導致因海平面上升而淹沒的島嶼國家越來越多，從而影響到的居民數量也在增加。我們估計，全球約有1.25億人口因此陷入貧困狀態。自然災害儼然已經成為一種不太新鮮的新常態。持續高溫和極端惡劣天氣也在重塑未來農業的格局。
本世紀20年代初，政府終于開始承擔起更多責任來應對環境惡化。發達和發展中國家政府都竭盡全力減少碳排放，推出減排政策。電動汽車的普及率不斷增加，許多電力市場上也已經了發生重大變化。大量在建的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入網項目正如火如荼地展開。
私營機構逐漸發展出一種有效的合作模式。由企業和非政府組織所組成的聯盟，共同制定清潔能源戰略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歐洲，通過這種模式的努力，建立了快速充電站，使電動車得到廣泛而迅速的普及。在亞洲，由各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共同發起的城市節能行動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的回報。在非洲，受益于跨越式發展和定制化技術，生態足跡顯著減少。在中東，“非油”經濟和社會體系建設方面已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在西半球，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陽能的全面應用已經改變了整個能源結構。
政府幾十年來養成的謹慎而僵化的作風，即使有再多的好建議，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間改變。長期造成的公眾信任缺失也不可能短時間內得到改善。除此之外，公民還對大型企業的行為表示失望，不僅指責它們是環境惡化的罪魁禍首，而且控訴他們的全球化運營帶來了收入差距、資源濫用，對工人的剝削，將私人利益置于公眾利益之上。這些不作為的政府和掠奪性的跨國企業已經令公眾的不滿情緒到達了極點。
這些充分說明了為什么幾年前在全球范圍內發起了高度本地化的運動。轉折點發生在2022年，面對無可辯駁的證據，政府再一次就如何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未能達成一致。疲軟的經濟環境再次阻礙了他們做出正確的決定。
世界迅速變得更加本地化。消費者越來越關注食品的原產地，制造商和使用了什么原料。由于小型手工生產商和中小企業目前已經可以掌握添加劑制造技術，自主研發的高端定制產品在國內占有了主要市場。本土化取代了全球化，成為了時代主旋律。
數字原住民一代對政府和商業機構失去信心，因此這一代人所驅動的新經濟推動了權力下放到地方的“分散型”治理模式。壓力來自于扶持當地制造業，定制化和追求循環經濟。實際上，這是規模制造時代的結束。過去的規模經濟如今遭到普遍的詬病。
多年前，跨太平洋伙伴關系、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等多邊協議以失敗告終，成為逆全球化的開始。隨后的貿易緊張局勢使得世界經濟增長減緩，特別對國外貿易占比大的國家影響顯著。
這一階段最終開啟了社會經濟政策的新紀元。幾個主要經濟體都設立了刺激地方工業并保護其免受外國競爭的政府補貼，本土解決方案不斷涌現。這一趨勢改變了創新的方向，重新定義了技術發展路徑，甚至停止了一些諸如crispr-ca93這樣前沿科技的發展。
產品設計貿易由于其跨越國界的便利性而發展迅猛。中等收入國家看到了投資勞動力技能提升的商機，并通過提供較低成本的勞動力基礎，將自己發展為國際設計服務中心。低成本制造業持續下滑，低收入國家的利基市場地位也岌岌可危。
這種快速摒棄全球化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全球經濟增長的下降。在過去的10年里，即從2020到現在，年平均增長率平均為2.5%。本地化現象帶來了通貨膨脹和潛在滯脹的回歸。然而，目前的支持者稱之為“清潔性增長”，認為是一種“生活方式收入”，即具有更高水平的環境治理和社會包容性的精神收入，相當于額外帶來200個經濟基點。
歸根結底，本土化運動和關鍵生產要素的逆全球化趨勢從根本上改變了制造業的未來。其中包括兩大轉變：首先，由于生產本地化和產品定制化導致價值鏈重組。規模較小的公司蓬勃發展，創業活動激增，全球化大企業的準入壁壘明顯增加。定制需求給面向大眾市場的大型制造商帶來了直接壓力。其他大型企業利用規模優勢集中生產大宗基礎產品，放棄高端產品市場給中小企業。由于原料采購、產品加工和市場銷售都實現本地化，所有企業的供應鏈體系都發生巨大變化。其次，它推動了增材制造和3D打印產業，更多的大數據和分析技術讓敏捷的中小企業可以成功地定制生產服裝、食品和電子產品。
制造業的另一重大演變是移動城市制造單元的到來。這些小型自主制造單元被運送到各個國家，借助當地勞動力進一步開發定制的內容。這不同于大型遠郊工廠，又可以利用較低的勞動力和其他成本，為工業制造業描繪出一副與眾不同的未來景象。
目前社會轉型的大勢洶涌而長久。加之愈演愈烈的環保壓力以及政府的治理乏力，全球經濟增長和政府間合作都有所降溫。只不過社會問題不再是政府的工作重點了。
